东风纳米01连续两月销量破万
来源:汽车商业评论(贾可)18年12月5日 10:46
回顾过往四十年的个人汽车史,厘清中国汽车迷雾
编者按
“我爸爸原来在全国著名的牡丹集团上班,后来企业倒闭下岗了,他就在家里的车库里开了个麻将馆,由于市区到处都是麻将馆,市场的激烈竞争,导致经济效益下降,我非常担心爸爸的麻将馆倒闭,使我无钱交学费……”。
2018年11月10日,父亲在家里的微信群里转发了一篇所谓老家张家港云盘小学惊呆了老师火遍了整个中国的作文——《我爸爸在西门开麻将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仿照文章,但让我感兴趣的是仿作者假托的企业竟然是牡丹汽车集团。
我或者我们家,和牡丹汽车有着不解之缘。看到牡丹这个熟悉的名字,再想到这篇作文描绘的那种市场竞争激烈的场景,不免让人回想它过去辉煌的时刻。现在这个时间段,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日子。如果回到四十年前,那恰恰是牡丹汽车辉煌的起点。
为了今年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汽车商业评论》编辑部曾经设想过做一个专题报道,但回想到2008年我们已经对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所做的一些盘点,再加上也不再愿意炒一些人所共知的冷饭,这个选题计划也就搁置了下来。
但是,我的内心还是觉得应该把这四十年来我所观察到的中国汽车业景象说出来,到不是说是为了让后来者了解一些道理,而是觉得有时候别人的回忆也是能够提醒自己的一种意义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正是中国汽车市场另外一个真正的转折时刻,负增长或者零增长时代已经不可避免的到来。如同这篇小学生作文所说,“今年都快结束了,我们不能让地球毁灭的悲剧发生”,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探索汽车发展真相的行列中去。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将连载这篇文章,我希望能从自己个人经历的视角来审视或者观察这四十年来的汽车历史特别是中国汽车发展的历史。这样做无疑是轻率和不严谨的,但同时我想也是新鲜和有趣的,所以特别希望《汽车商业评论》的读者诸君能够喜欢,从而也能够激发你们自己回忆和总结这过往的四十年历史,或许更长,或许更短。
那个少年时代的车
1978年11月,我8岁,上小学二年级,并不知道当年5月有一份叫《光明日报》的报纸,刊登了一篇邓小平看后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一个大解放”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作为西港小学二年级小学生,我当时感知的世界确实也发生了变化。一年级的时候,还有二年级甚至三年级的小学生来课堂捣乱,甚至还目击了西港中学的初中生把脚放在课桌上学习的场景,但也就一年过后,混乱消失了。
就我自己来说,因为母亲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被落实政策,我和弟弟也都从农村户口转为了居民户口,在我们西港小镇上属于被人艳羡的对象。这意味着以后考不上大学也没有关系,国家会安排工作。不过,父母在我耳朵边整天唠叨的是要考上大学,虽然恢复高考在那时不过是一两年前的事。
我从三年级开始年年都是三好学生,从而也有机会每年六一儿童节到公社所在地东莱镇的大礼堂参加隆重的表彰活动。这是我比较向往的活动,因为这样就有机会出去玩,拿到奖品,能看电影看话剧,还有机会去看被落实政策后分配到了东莱镇国营百货商店做营业员的妈妈,顺便在那里和妈妈住上一晚。
从家所在的西港镇到东莱镇大约十公里路,每次去基本上都是坐在镇上农机厂上班的邻居的自行车。坐自行车特别是骑大人的二八自行车是我们那个年代小伙伴们的乐事。自行车是我所记得的1970年代大家的主要交通工具,走亲戚用自行车,上班用自行车。
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自行车是那个年代结婚三大件之一。到小学四五年级,妈妈的凤凰牌自行车只要一到家,我就会偷着推出去练习,一只脚斜跨在车梁下踩那边的脚蹬子,摔个七荤八素也乐此不疲。
当然,步行更是那个年代通用的出行手段。如果我一个人去四五公里外东港镇的好婆家,一定是步行。如果是下雨天,那么途经的陆家埭可以说是阎王路,稀烂无比,难以下足。
记得二年级的时候,我自己去好婆家过周末,周一早上往学校赶,路过东港镇的书店,我买了一本至今还记得名字的连环画《小骑兵》,一天要看好几遍,有时就想,要是能骑马过陆家埭,那肯定是好极了。
道路最坏的陆家埭紧邻当时可谓道路最好的砂石公路——204国道。当时的这条国道上主要就走四种车——公共汽车、解放卡车、手扶拖拉机以及自行车。每当前三种车过去,便是尘土飞扬,但我们都心向往之。
西港镇的街道,在那个年代是乱石铺就,中间高,两边低,一下雨,就会在两边形成两条小河,小孩子可以折纸船在上面漂。因为街道比较狭窄,两边大多是解放前留下来的低矮的瓦房,有装满了货物的卡车经过,必须小心翼翼穿行,否则总会刮扯坏屋檐,乃至把瓦片带下来,引起一场纠纷。有的时候,司机跑得快,就有可能逃脱争吵和赔钱的厄运。
哪里会想到,2019年将要完工的世界上最大跨度公路铁路两用斜拉桥——沪通长江大桥,它的南引桥就建到了西港镇。小时候过长江要坐轮渡,夏天因为台风时常遭遇“关风”轮渡停开的情况。后来有了汽渡,南北交通才有了改善。后来江阴长江大桥建成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张家港就没有呢?现在可惜的是,张家港有了长江大桥,却叫沪通长江大桥,我们被划为了上海的领地。
依托老的从长江开挖过来的三干河和锦西河建立的西港镇,属于典型的江南小镇,但它从行政建制上来说自1949年之后便不复存在,老三干河以西的北街和西街属于锦丰公社,我们家所在的东街则属于东莱公社。东街往北属于乐余公社,再往东过204国道则属于南丰公社。由此,那张横亘在老三干河上的小桥就成为1978年前那个年代倒卖各种票证的风水宝地,西边来抓就往东边跑,东边来抓就往西边跑。
它也因此成为交通要道,但主要经过的交通工具还是手扶拖拉机。那时看见拖拉机经过,就会追上去双手抓住后箱上面,双脚则抵着后箱边沿,以这样的动作保持一段时间,当拖拉机开出100多米后,再跳下来,乐此不疲。西港镇北街上有一个小伙当年开手扶拖拉机犹如今天人们开赛车一样,喀喀喀的声音震耳欲聋,且又飞快消失在远处。这样的拖拉机小孩们不大敢追,我曾经追过一次,掉下来,膝盖上至今还有疤痕。
当时,只有出远门,人们才有可能坐上公共汽车或者干脆说就是长途汽车。出远门的标准是至少要到沙洲县政府所在地杨舍镇,对于我们家来说,就是到无锡市看望外公外婆,或者到十一圩港再坐轮渡到长江对岸的南通舅舅家。
那个时候的公共汽车,同轿车不一样,我是至今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查资料或许是上海客车厂生产的产品。查资料还发现,20世纪70年代末,北京客车厂开始生产黄河牌BK670型客车,并于1978年开始在北京路面运营,直到2006年才全部退役。
1982年年末,我第一次自己买票在西港汽车站搭公共汽车出门,是和同学一起到六七公里之外的乐余镇。我们根本不是去玩,就是为了自己坐一下公交车。回来因为错误地在四号桥提前下了车,结果还走了三四公里路回家。因为是旷课去干的这件事,到现在家里人都不知道这次出门经历。
那还是属于短途的公交车,1984年初的寒假,初二学生的我则第一次坐长途汽车出远门到无锡的外公外婆家。当时,西港汽车站还有一个卖票检票的中年人,手里拿着红绿两面旗帜,公交车来,他就挥红旗,走,就挥绿旗。后来,他家的儿子也做了公交车司机,我当时觉得那是有点神气的事情。
在公共汽车上,我特别喜欢到前面看司机怎么开车,设想着自己是否能够学会。看着长长的档把被司机熟练地推来推去,脚下又是各种踩,很有点眼花缭乱,但始终没有搞明白怎么开车。多年以后的1998年学开车,我才知道那是开老式汽车必须经历的“踩、摘、轰、踩、挂”。
当时的公共汽车前方挡风玻璃上总是贴着“请不要跟司机说话”的警示语。在马达的轰鸣声中,也确实没有谁会和司机攀谈。不像2018年10月28日重庆公交车司机会被坐过站的乘客骚扰,直接一车人坠江而亡。
1981年9月开始,因为比我年长4岁的发小考上了在县城的梁丰高中,我用三年时间刻骨铭心地体会了什么叫漫长的等待公共汽车。周六傍晚从大约20公里之外的杨舍镇到家过周末的发小,周日中午吃过饭不久就要去汽车站等待前往学校的公共汽车。按理说,那个年代公路上的车不多,公交时刻表应该比较准时,但实际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经常陪他在公路边上站一两个甚至两三个小时,腰酸腿疼,特别焦躁。
我当年最愉快的坐车经历就是小学生时每年暑假在阿姨家所在的畜牧场坐解放卡车。畜牧场里一辆主要用来拉牛奶到炼乳厂的解放卡车是我人生中不可磨灭的座驾。姨夫是跑供销的,我也就有机会蹭他的车,如果他从城里送完奶绕道我家的小镇接上我去长江边的畜牧场过暑假,就是再美不过的事情了。我的史上第一次去上海也是坐的这辆草绿色解放卡车。
即使不是从一个小孩的眼中而是时至今日,我还是认为脱胎于苏联吉斯150的第一代解放卡车CA10是最好看最经典的汽车,虽然自己知道这可能是因为它寄托着或者承载着对往昔美好时光的记忆。
这也让我想起那个10岁少年在畜牧场另外一辆已经报废很久的解放卡车上跳上跳下摔倒被汽车踏板挑开右手胳膊内侧肌肉的情景。黄灿灿的肌肉被划开,竟然没有流血。我和表弟赶紧回去准备找棉花自行包扎,免得被大人骂。但最终没有逃过姨夫的眼睛,被他用自行车驮着到东沙的一个诊所打了破伤风针,并缝了三针。
很多年以后,大概2001年,我作为工人日报记者专程前往长春报道一汽的改革经验,才知道和雷锋一样有名的CA10竟然背负着解放卡车三十年一贯制的名声,而实际上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一汽在1960年代已经初具研发第二代产品CA140的能力。
但是这样类似现代汽车企业的做法却因为要支持二汽建设而将图纸奉献给了十堰,直到1983年,一汽用了3年时间才开发出了不那么尽如人意的解放第二代产品CAl41。
当然,改变解放卡车更新换代进程的原因并非只是支持二汽,历史是复杂的,即使没有这样的支持,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或许也会要了CA140的命,至少第二代产品推出的时间也不会早多少。
CA141对于一汽包括中国汽车工业是一个重要产品,结束了中国汽车或者卡车30年一贯制的时代。而这部车和南汽跃进1040则成为如我这样的中国人开始学驾驶的第一代车型。
少年时代令我印象深刻的第二部车则是被我们土话成为“吉普卡”的北京212。不能准确记得是1978年还是1979年,我只知道那是一年的春节后,无锡的外公派人用这部车把老家的人从eg送到了乡下。或许是因为开得快或许是因为车好的缘故,如同现在很多人坐高档轿车要晕车一样,我到西港汽车站下车的时候,吐了一地。
这应该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乘坐乘用车,如果它能算是乘用车的话。当时国内主要的乘用车就是红旗和上海牌轿车。虽然我们家离上海很近,但我第一次看到上海牌轿车还是在1980年上映的电影《庐山恋》中。当时还根本不知道有红旗轿车,更不知道红旗轿车1981年将要被勒令停产。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乘坐红旗检阅车进行文革后首次盛大的国庆阅兵,那天,我第一次知道了充满光环的红旗轿车。
当然,以上都是序曲,在我的家乡,家喻户晓的不是这些汽车,而是与我们家有着较为密切关系的牡丹牌客车,或者说中巴车。它不仅家喻户晓,而且还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不仅是交通上的,更是经济上的。牡丹客车在文革后期萌芽,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了蓬勃发展,但最终也在改革中走向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