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吴   静

编辑 | 黄大路

设计 | 甄尤美

来源 | electrive、carbuzz、autonews等

欧洲最大车企正迎来一桩非同寻常的人事变动。

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中公认唯一具备独立立场的董事在过渡任期届满后，决定不再寻求连任。

多位公司治理领域专家与投资者警告，此举彻底暴露出这家车企在转型关键期，其陈旧的监管架构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

德国国防设备制造商伦克（Renk）前首席执行官苏珊娜·维甘德（Susanne Wiegand）于2026年6月17日向大众集团发出通知：她不会角逐监事会下一届席位。

监事会主席汉斯·迪特尔·珀茨（Hans Dieter Pötsch）在次日的大众年度股东大会上随即证实了这一消息。

维甘德的离任抛出了一个令资本市场愈发担忧的核心疑问：在全球汽车行业剧变、唯有大刀阔斧改革才能重塑竞争力的当下，大众那套曾被誉为“完美平衡股东、劳工、地方政府利益”的独特治理体系，是否已然彻底僵化？

独立董事离场，投资者批评声浪加剧

对大众集团而言，维甘德的离任，意味着投资者眼中最有望推动监事会提升独立性的关键人物黯然退场。

长期以来，外界始终诟病大众的实际控制权过度集中在控股股东、地方政界与工会代表手中。

维甘德于2025年7月5日加入大众监事会，接替提前卸任的玛丽安娜·海斯（Marianne Heiß）出任审计委员会主席。

需要厘清的关键事实是：她接手的本就是一个“补完前任剩余任期”的过渡席位，官方公告明确其任期至2026年股东大会为止。因此，她在6月的离场是任期自然到点，而非“任期未满就提前撤离”。

但令投资者真正感到不安的，是她离开后，监事会中再无第二个人能扮演“中立仲裁者”的角色。大众监事会的20个席位长期处于“圈层封闭”状态：

依据德国《共同决定法》（Mitbestimmungsgesetz），工会代表占据半数10席；保时捷-皮耶希家族占据5席；卡塔尔投资局（QIA）占据2席；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占据2席。

与上述阵营利益深度绑定的其他成员不同，拥有产业转型与风险管理经验的维甘德，是唯一置身于核心利益阵营之外的董事。

德国德卡投资公司企业治理专员坦雅·鲍尔（Tanja Bauer）指出，维甘德离任释放出极强的负面信号。随着她的离开，大众监事会剩余成员的独立立场已“几乎归零”。

传统模式终结，“一切照旧已不再可行”

高层人事的动荡，掩盖不住大众惨淡业绩背后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弊病。2025年，大众集团营业利润率跌至2.8%，创下柴油排放门事件以来的最低水平。

大众汽车集团CEO奥博穆（Oliver Blume）直白地发出了严厉警示：大众沿用数十年的传统商业模式——“在德国本土研发车型与平台，于欧洲生产，再销往全球市场”——已经彻底行不通。

过去十年间，这一模式遭遇了多重致命冲击，尤其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两大外部震荡。

地缘政治与关税重压：美国特朗普政府于2025年签署的进口车关税政策（对欧盟降至15%）正在产生实质性伤害。

大众仅在2025 年前三季度就因此损失高达21亿欧元，原本敲定的奥迪美国独立建厂计划也已被迫搁置，转而考虑挤入田纳西州现有的产能中。

中国车企本地化攻势：中国品牌正凭借高效的生产体系在欧洲掀起白热化竞争。

奇瑞与西班牙Ebro/EV Motors合资，启用原日产巴塞罗那工厂已经在2025年下线整车；上汽集团在西班牙的本地化工厂也已经确定建设；比亚迪在匈牙利的工厂今年第四季度就要生产，而且还要在西班牙建厂；Stellantis与零跑汽车的合资产能也在欧洲落地。

德国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主管亨德里克·施密特（Hendrik Schmidt）在股东大会上毫不留情地指出：“大众盈利疲软绝非偶然，根源在于治理体系缺乏有效制衡与责任追溯。”

盈利告急与内斗僵局，改革迫在眉睫

大众集团内部对自身处境的评估，甚至比外界更加悲观。

据德国《经理人》杂志披露的内部调研显示，集团9名管理董事中，有6人认为大众正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其余3人也承认当前“形势严峻”。

“一切照旧已不再可行。”大众首席财务官阿尔诺·安特利茨（Arno Antlitz）强调，大众目前的利润已不足以支撑可持续发展。全产业链必须进行深度的降本提效。

为应对危机，大众近期抛出了激进的成本削减计划。对于外界此前关注的裁员数字，实际上是一个层级清晰的“总目标—阶段任务—落地进度”执行体系：

总目标（5万）：今年3月由奥博穆公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本土合计裁撤覆盖大众乘用车、奥迪、保时捷及CARIAD四个主体的5万个岗位。

阶段目标（1.9万）：集团层面设定，在2026年底前先削减1.9万个白领岗位。

已落地进度（2.8万）：截至目前，已有2.8万名员工签署了自愿离职或提前退休协议。这是5万总目标中已经稳步推进的执行成果。

由于工会占据了监事会半数投票权，大众只能通过提前退休和高额离职补偿等“自然减员”方式推进裁员。管理层主张大刀阔斧削减成本，而工会代表则极力守卫工人利益。

在这个需要艰难决断的时刻，维甘德的离开意味着监事会失去了唯一的中立力量。

纵观汽车工业125年的历史与经济周期的历次低谷，破局之道从未改变：打造足够具备吸引力的产品，让消费者心甘情愿买单。大众能否在僵化的治理结构与剧烈的内耗中跑赢时间，将是其未来十年的生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