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来到中国，我都会被这里的中国速度所震撼。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间隔后，我发现想要跟上中国节奏，感觉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

2026年一开年，雷诺集团的新任首席执行官福兰就旋风来华。这一次，仅距离他上次来中国大概八个多月，但对他而言，已经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前我来中国的频率是三到四个月一次。”

2025年年中，雷诺上任CEO突然离职，福兰临危受命，接过了掌门人的重任。除了雷诺集团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2016年曾出任雷诺中国区及亚太区首席运营官，并在此期间担任东风雷诺总裁一职。

新年访问期间，福兰的第一站就前往武汉东风，之后又密集地见了很多的合作伙伴、供应商，参观了中国科技公司。

汽车行业正经历百年未有的深度变革，中国正在从全球产业版图的参与者升级为引领者，完成从“成本优势”到“体系能力”的关键性跃迁。这种体系化能力让中国市场不再是简单的销量高地，而是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能力验证场。

这一转变对外资车企在中国提出了新命题，从“是否留下”升级为“以什么方式留下”，雷诺率先嗅到全球汽车产业的竞争逻辑迭代。

通过ACDC项目、生态基金布局及战略伙伴协同，雷诺在中国探索“能力共建型”合作路径，打破了传统外资品牌的单打独斗模式，与中国本土企业实现技术互补、资源共享、生态共荣。

正如雷诺集团CEO福兰和雷诺中国CEO苏伟铭所表示的，“回顾过去20年的合资伙伴关系，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和阶段，有着截然不同的运作模式。过去，大家利益的交集或关注的参数往往仅局限于中国本土市场。然而，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的环境，它的成功关键在于我们正共同放眼于全球潜在市场，与合作伙伴并肩探索。我们之间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共识，这使我们能够紧密协作，我们的目标议程也高度一致。”

与吉利的协同共赢，雷诺开启合作新范式

不久前，雷诺在韩国市场正式推出中大型SUV Filante，这款新车不仅承载着雷诺深耕韩国及全球中高端SUV市场的野心，更成为跨区域车企协同合作的标志性产物。

其特殊的诞生背景，恰是雷诺与吉利深度绑定的生动注脚，该车由雷诺法国技术中心与首尔设计中心联合操刀设计，核心架构却源自吉利CMA平台，可以说是吉利星越L的“全球版兄弟车型”，实现了欧洲设计美学与中国核心技术的完美融合。

“这款车型正是我们合作成功的结晶。”福兰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明确点出了这款车的战略意义。

他坦言，雷诺与吉利在韩国的合作，核心聚焦于大型车型及平台层面，吉利与沃尔沃联合研发的CMA平台，正是双方合作的核心支撑。

这一合作选择，背后是雷诺韩国业务的现实诉求：雷诺自身在大型车型领域存在技术与平台短板，此前依托日产平台开展相关业务，在双方终止平台合作后，雷诺韩国的产品矩阵升级陷入瓶颈，亟需一款成熟、可靠的大型平台来填补空白，而吉利的技术积淀与平台优势，恰好与雷诺的需求形成精准匹配，这也成为双方在销售端及技术端达成合作的核心初衷。

谈及此次合作，福兰对吉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强调，雷诺韩国之所以能在市场竞争中成功破局，摆脱此前的发展困境，关键就在于与吉利的深度合作。

“我认为我们与吉利之间有着高度契合的合作愿景。”福兰表示，这一点也是他与李书福董事长反复沟通确认的核心共识，“我们的合作逻辑始终建立在：如何整合双方资源，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投入。在合作中，我们各自发挥独特优势，进入共赢模式。”

展望未来，福兰透露，雷诺将持续聚焦新产品研发，把资本和资源最大程度投入到新一代产品阵容的打造中。在稳固欧洲市场领先地位的同时，全力推进在全球其他市场的突破与扩张，而中国市场将在这一全球战略中扮演关键角色。

“我不认为未来的合作伙伴关系只有单一的标准模式。”基于对行业趋势的深刻洞察，福兰指出，在当前竞争日趋激烈的汽车产业环境下，尤其是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最具活力的汽车市场，所有玩家都必须打破固有思维，寻找多元化的合作路径。

目前，雷诺在华已构建多层次的生态网络：在主机厂层面，与东风、吉利保持了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在供应链层面也与包括宁德时代、远景动力等建立了战略合作。

成就盛宴，ACDC的三大使命

在中国的访问行程中，始终站在福兰旁边的是菲利普·布鲁内（Philippe Brunet）。

2029年，菲利普升任担任首席技术官（CTO）一职。在此之前，他是雷诺子公司安培（Ampere）电动汽车和动力总成工程主管，还自2024年开始布鲁内还长期担任ACDC总经理一职。

从2024年开始，雷诺在上海成立了ACDC研发团队，负责集团电动汽车开发的全流程。如今，这里已经成为雷诺与生态基金、战略伙伴探索“能力共建型”合作路径。

中国的行程中，ACDC成为重要一站。“菲利普负责整个集团的工程业务，同时也继续兼管ACDC，这清晰地反映了ACDC的战略重要性。”

福兰表示，ACDC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帮助我们在国际上扩大规模并提速。自己的职责是确定大方向，搭台摆上碗筷，“但我期待ACDC团队能通过来自中国的具体创意、方案和创新来丰富这一愿景，共同成就一桌“盛宴”。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定任命菲利浦为集团首席技术官。”

在菲利普看来，ACDC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模式。“许多外资OEM在中国遵循“在中国，为中国（local-for-local）的模式。而ACDC选择了不同的道路：立足中国，服务全球市场（local-for-global）。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差异化模式。我们在中国开发的东西不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欧洲和其他市场。”

作为雷诺在中国的技术前哨和中法研发体系的融合部门，ACDC被看作是雷诺“中国战略2.0”。菲利普指出，这种模式创造了真正的双赢：一方面雷诺受益于中国生态系统的竞争力，而另一方面中国合作伙伴受益于雷诺实现全球化应用并获得规模效应。

“这一路径并非取代我们现有的全球业务布局，而是与其形成全面的补充。中国是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战略高地，ACDC就像是“指南针”或“北极星”，为技术迭代指引方向。这就是为何与我而言，始终与中国生态保持紧密的联系至关重要。”

在采访中，福兰透露，雷诺集团计划将于2026年三月正式发布中期战略规划，该规划将围绕产品战略、卓越运营、合作伙伴以及人才资本四大核心支柱展开。在这一战略框架下，ACDC将被赋予关键角色

作为赋能雷诺集团科技加速的“引擎”，ACDC承载着三大使命：

第一是深度洞察中国汽车生态，中国在创新和速度方面（尤其是在智能汽车领域）显然引领者全球汽车行业。

第二是与中国供应商构建共赢协作模式： 如今，许多中国供应商不仅希望在国内发展，也渴望走向国际。这为合作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对雷诺集团而言，与这些供应商合作可以加速创新、提高成本竞争力，实现双向价值跃升。

第三是输出高效研发范式，驱动集团技术转型：通过对ACDC模式的学习和借鉴，助力整个雷诺集团实现转型。

雷诺掌门人的新思考

今年1月，雷诺在法国率先上市最新的电动款Twingo。

新一代 Twingo E-Tech (不仅是雷诺集团电动化转型的最新答卷，更是一场深刻的产业实践——它在法国诞生于概念，在中国成型于研发，在欧洲实现量产。

这是雷诺与中国合作的一个样本，据悉，另外两款由ACDC研发的Twingo衍生车型——Dacia和日产下一代A级电动车型的研发工作，预计将在16个月内完成。

如此高效的推进节奏，正是中国研发力量赋能全球的生动体现。福兰毫不吝啬溢美之词，他说，“过去ACDC的表现超出了预期。”

“Twingo项目及其后续衍生车型正在中国以惊人的速度进行开发：首款车型研发周期仅为21个月，而衍生车型的开发将缩短至16个月。虽然这种节奏在中国可能司空见惯，但在全球范围内这代表了卓越的成就，也反映了上海团队极强的执行力。”

充分的肯定之外，福兰对中国市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当前的价格战情况不可持续。我个人对中国车企的拙见还是要舍弃逐量的战略，去转向价值驱动。因为价格战是一个双输的战争，甚至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无法得益，它会导致车辆残值暴跌，品牌价值受损。

福兰进一步透露，雷诺在欧洲市场已率先完成战略转型，从规模导向转向价值导向。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给客户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而是价格必须与产品价值相匹配，而不是为了追求销量而进行“战术性销售”。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持续的。我希望中国汽车生态系统能回归稳定，对中国消费者和中国汽车工业对有益。”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正反向推动行业全球化进程。国内市场的白热化博弈，促使中国车企加速出海布局，试图在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寻求更高的利润空间与发展增量，这也为全球汽车市场带来了新的竞争压力与产业活力。

谈及对未来合作伙伴的期待，福兰提出了两大核心方向：

其一，在智能汽车、软件、电子等新兴科技领域，期望融入科技公司的思维模式，具备“即刻行动”的敏捷性，以快速响应技术迭代与市场变化；

其二，在传统汽车技术领域，追求极致的规模效应，浩思动力（HORSE Powertrain）便是典型范例。该合作通过雷诺与吉利、沙特阿美（Aramco）的三方协同，共同分担新技术开发成本，实现资源整合与规模化落地，最终确保各方在全球范围内掌握全面的技术路径，形成共赢格局，吉利也借此进一步夯实了技术布局的全球化根基。

中国汽车正在走入从市场红利到能力外溢的下一阶段，跨国协同不再是简单的资源互补，而是深度的研发、生产与战略融合，唯有坚守产品价值、深耕核心技术、构建可持续的合作生态，才能在全球汽车产业的变革浪潮中站稳脚跟。

以雷诺为代表的跨国车企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模式，正在成为行业转型的新标杆，推动全球汽车工业向更理性、更高效、更具价值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