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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汽车商业评论(张霖郁)24年2月29日 11:00
当年去美国留学前他是抽烟的,因为实验室在大楼最里面,出来一趟不容易,狠狠心就把烟戒了,现在如果有人递烟给他,他可能还会接过来抽,但已经不会往身体里吸了。
这个人就是韩三楚,一位意志坚决却又特别随和的新汽车人。2024年2月28日下午1点,在位于北京七圣中街的大众中国大楼一层的阶梯大堂内,他将从3月1日起接替常青出任CARIAD中国CEO,同时加入大众中国管理董事会,担任集团(中国)执行副总裁。
这是自CARIAD新CEO施沛德(Peter Bosch)去年10月访华后,对中国核心管理层进行的首次调整。
大众中国董事长兼CEO贝瑞德(Ralf Brandstätter)宣布了这一任命。2024年6月,常青在中国的三年任期结束,到时将返回德国总部。他将在这3个月内与韩三楚交接工作。
韩三楚,1970年11月出生,本科和研究生就读于西南交通大学学习内燃机和自动控制,1998年拿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全额奖学金,攻读机械工程和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随后就在美国ICT行业工作,从软件工程师、软件开发经理、总监。
2011年,华为看中他的软件背景和架构能力,韩三楚从美国来到深圳工作。2018年,他因为家庭关系转赴华为北美工作。他在购买一辆特斯拉后,成立了一个有关新汽车的项目组,用3年时间思考未来新汽车的产品形态是什么,用户场景是什么,用户商业模式是什么,背后技术架构是什么,核心能力是什么,今后跟用户的交互又是什么。
2021年,作为美籍华人的韩三楚被邀请加入长安汽车担任首席软件架构师,长安科技2022年12月成立后,他出任了长安科技首席技术官。
他在长安任职期间,带领由2000多名内部工程师与1500名合作伙伴工程师组成的团队研发出了“Super DNA”——SDA平台架构。
这个平台是长安汽车的首个纯电平台,该平台架构被认为是行业里第一个做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控制+中央计算架构。SDA是长安汽车重要的纯电平台,长安启源的所有车型均来自于此。
他到长安后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把以前的想法结合市场调研、结合长安汽车具体情况,构建了SDA技术架构。2021年6月1日成立了一个敏捷组织,当时叫SDA-S项目组,他任项目总监。
第二件事是定义架构:架构首先要解决什么,产品问题是什么,核心模块是什么,模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结果是什么,每个模块里面的数据结构、算法都有什么,就是使整个架构具象化。
第三件事是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控制+中央计算的架构。
从2021年6月1日开始,用两年半的时间,韩三楚的团队完成了该架构的落地。长安内部把他看作是“长安新汽车技术掌门人”。
他告诉汽车商业评论:“我们做的是全世界第一个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平台,把长安汽车的新汽车、新生态落地。这是开天辟地的事情,特斯拉的还主要是围绕电动化的平台。”
大众中国认为韩三楚“在软件开发和架构方面有杰出专长”,期待他继续加快强化CARIAD中国软件研发能力,并大幅缩短开发周期,更快地交付创新产品。大众中国正在规划自己的平台CMP,这一平台主要面向A级车,计划2026年投产。
1962年出生的常青接近大众集团内部的退休年龄。他1990年加入大众集团,在德国总部从事研发,做过底盘开发、整车开发,执掌过集团平台(Baukasten)管理工作,以及集团平台、驱动与模块系统(BAM)的战略管理工作,MEB平台正是他主管研发。
常青于2021年6月从德国派驻中国,成为CARIAD中国CEO,外派合同为3年。当时赶上疫情,在这一艰难情况下,CARIAD中国团队开始组建。2022年4月,CARIAD中国正式成立。
常青在这三年任期,完成了“3C家族”的成立。
第一个C是CARIAD中国与地平线成立的合资公司酷睿程(CARIZON),这家合资公司主要致力于智能驾驶的研发;
第二个C是与中科创达的合资公司翼创雷行(CARThunder),主要业务聚焦在座舱研发,据汽车商业评论了解,德国总部已经授权CARThunder自主开发适合中国市场的座舱系统,从而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第三个C是CARIAD中国收购的独资公司,名为CARIATIVE,是一个UX/UI能力中心。
大众中国在新闻稿中这样评价常青:“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CARIAD 中国,并有效推进了相关研发工作的进展。通过与中国科技企业缔结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CARIAD中国聚焦的自身研发能力也已取得进一步提升。”
德语流利的常青对于CARIAD在中国的起步阶段无疑至关重要,现在英文流利的韩三楚无疑是接棒的最佳人选。
汽车商业评论认为,大众中国启用一位熟悉软件和中国本土的“空降兵”来统领在华软件业务,是一次重要的突破。优势在于他没有集团盘根错节关系的包袱,提出改革方案时,集团层面阻力少。
但另一方面,大众集团旗下品牌众多,在华合资企业多,组织机构庞杂,流程繁琐,在当下短期要求出结果的环境下,一位空降兵尤其是关键业务的领导者面临的挑战不小,尤其在跨部门的协作与调整上,这需要德国决策层给予足够的放权、信任和时间。
CARIAD是时任大众集团CEO迪斯(Herbert Diess)时代的产物,当时他认为“软件定义汽车”需要所有软件全栈自研,但经过几年的尝试和验证,CARIAD业务迟迟未能实现预期。
奥博穆(Oliver Blume)上任后,撤换了整个CARIAD管理层,仅剩下HR总负责人。施沛德上任后认为智能驾驶可以保留全栈自研,其他业务可回到原来的外包模式,这也是他在德国进行裁员的原因之一。
CARIAD中国目前员工人数超过1000人,承担了中国本土的软件研发任务,它也是大众集团“在中国,为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战略的目标是将开发时间缩短30%。
CARIAD中国的前身是2017年成立的逸驾智能(Mobility Asia),由时任大众中国执行副总裁苏伟铭兼任CEO,当时这家公司承担了探索车联网、智能出行、基础设施、智能驾驶以及大数据应用在内的一系列业务。常青是在这家公司的基础上成立的CARIAD中国。
CARIAD虽然定义为软件科技公司,但其组织结构和流程仍沿用了传统车企的制度逻辑,和现有业务的推进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另外,CARIAD需要跨部门的资源支持,但因制度和流程问题,CARIAD业务团队不能及时获取相关资源。
内部想要进行组织以及流程的变革极为迫切。
大众集团在中国成立了大众汽车(中国)科技有限公司(VCTC),这家公司被称为“小狼堡”,德国总部已经把中国本土研发的决策权下放给了VCTC,而CARIAD的业务与VCTC又有重合之处,双方业务的边界尚未划清。CARIAD自己的定位是大众集团内部孵化的软件供应商。
VCTC的新任CEO吴博锐(Thomas Ulbrich)将于4月1日到岗,贝瑞德称赞他为“集团一流的研发和软件领域专家”。他和韩三楚合力,新一轮组织变革和人事调整即将在CARIAD中国发生。
韩三楚曾对汽车商业评论表示:“我不想招太多的人,汽车行业的软件定义汽车不是靠人海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