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就像是垃圾箱里燃起的大火。一场全球疫情大流行摧毁了国际市场，失业率飙升至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说起萧条，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精神焦虑的症状增加了三倍。

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想简单地解决这个问题，而选举自然代表着一个补充资金的时期。人们充满希望。美国国内的人特别希望即将到来的选举能对国家和汽车等主要行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然而，没那么快。选举有时会带来帮助，有时会带来伤害，有时则没有明显的影响。因此，让我们快速看看即将到来的选举可能在五个方面对汽车行业产生的影响：选后销售、行业监管、政府关系、国际关税和外汇影响。

选后销售

根据新闻来源，人们可能会听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假设为事实的预测：要么“保守的财政政策让企业兴旺、收入增加”，要么“向企业而不是中产阶级家庭征税，为大众提供更大的支出缓冲，从而提振销售。”然而，有一点是始终一致的：事实和政客是远亲，尤其是在社交媒体的数字时代。

以下是基于数量事实得出的事实：从1976年开始，无论当选的政党或现任政府的地位如何，在选举后的六个月内，汽车销量都会下降。事实上，这些数据在某些月份的统计意义非常明显，以至于选举与新车销售的相关性超过了新车销售与失业率的相关性。

选举之后，希望源源不断，但汽车购买者除外。总统选举后几个月，汽车销量下降。

换句话说，一家之主更可能宣布，“你知道，我们刚刚选举了一位总统，所以让我们暂停买新车吧”，而不是“也许失业应该限制我的汽车开支”。当然，肯定存在其他隐藏的因果因素，但相关性很明显：不要指望选举会刺激汽车销售。

可能的影响：负相关

行业监管

汽车买家和汽车业高管在功能安全、环境排放和网络安全等行业监管方面可能有截然相反的想法：前者希望监管更严格，后者希望领导自由放任。

观察人士可能会认为，特朗普和共和党放松管制的历史将对企业有利，而拜登和民主党的政经平台则会施加一些累赘的规则，这取决于一个有偏见的媒体机构所播放的是哪个制造恐慌的商业广告。

例如，一家公共政策组织对“特朗普时代的235项解除管制”进行了跟踪，从废除排放标准到修订有害物质法规，甚至汽车运输服务时数。相反，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在审查拜登能源计划时表示，该计划“代表了民主党能源政策的重大范式转变……”。看看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的记录，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会支持有效的安全和环保意识政策。

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可能会影响白宫，但这会趋向于加强监管吗？

短期的事实是：选举也不会立即成为缓解2020年痛苦的良药。国会和联邦法院在11月和12月都将有假期休会，而且绝大多数监管行动不会在大选后很快发生。例如，在上述的235项解除管制中，只有25项发生在2016年大选的12个月内，而且大多数发生在第11个月。

是的，长期的事实可能很重要。特朗普政府最初的目标是废除469条，暂停另411条奥巴马时代的规定（以及其他最终将被重新评估的391条）。不过，与任何选举相比，对昂贵的召回、旷日持久的诉讼和惩罚性损害赔偿的担忧，最终更有可能激发出适当的工程严谨性和企业改进。政府通常会允许联邦机构、民事法庭和华尔街来决定汽车业恶棍（如高田）的金融命运。

可能的影响：短期内很小

政府关系

有时，企业和政府会和谐地合作，有时，他们会在摄像机前像用棍棒砸石头一样指责。同样，天真、有偏见的听众可能会相信保守的共和党领导人与首席执行官们达成一致的声明，或者阅读像《2013年盖洛普民意调查》那样的民意调查，该调查显示，对汽车行业持正面评价的民主党人（54%）多于共和党人（44%）。

实际上，两党都会在选举后告诉公众，他们是“工业更伟大的朋友”，并在选举前找到有利时机进行正面宣传。几乎与2008年大选同时，像布拉德·谢尔曼（Brad Sherman）这样的共和党代表问那些乘坐私人飞机到华盛顿特区寻求250亿美元联邦贷款的汽车业首席执行官们，他们是否进行商业飞行。

（左至右）克莱斯勒集团（Tom LaSorda），福特汽车公司（Alan Mulally）和通用汽车（Rick Wagoner）的前首席执行官与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前总裁罗恩·盖特尔芬格（Ron Gettelfinger）一起参加了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制造业峰会。要求立法者纠正他们所谓的全球市场上外资汽车制造商的不公平优势。

此后不久，参议院民主党人提议，拒绝向年薪超过25万美元的美国汽车业高管发放奖金以换取贷款。今年早些时候，在现任总统的连任支持率正在下降时，这位“推特指挥官”（特朗普）在推特上攻击通用汽车公司，称该汽车制造商生产医疗设备的速度不够快。

事实上，选举年会让政客们最坏的一面暴露出来，所以从理论上讲，11月应该会减少揭发丑闻，重振产业-政府伙伴关系。

可能的影响：积极的

国际关税及条约

关税和条约的变化可以赋予自由贸易权力，也可以限制自由贸易，这可以追溯到1789年。关税通常会保护国内工作岗位不受外国进口产品的影响，同时导致消费者支付更高的价格。2020年对数千种产品征收800亿美元的新关税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类似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条约可以为商业打开新的市场。那么关税或条约会摆脱2020年的经济惨淡吗？

可能不会。

大多数大规模关税行动——包括增减——都不是在大选后不久发生的：《可憎关税》（1828年）、《安德伍德法》（1913年）、《斯姆特-霍利关税法》（1930年）、《贸易协定法》（1934年）、《关贸总协定》（1947年）和《特朗普对等贸易战》（2019年）。大选后唯一显著的关税增长是《莫里尔关税》（1861年），在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成为美国总统后仅仅五周就通过了这一关税，并成为他政令的一部分。

条约和关税贯穿整个历史。在图片中，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俄罗斯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后握手。

在选举后的几年里，条约的数量似乎也减少了。自2000年以来，共批准了175项条约，在选举年平均批准18.2项条约，其后一年平均只有2.2项条约。换句话说，选举前有很多行动，而选举后的一年只相当于一个职业棒球运动员签了一份丰厚的合同。

可能的影响：短期内很小

外汇

货币价值的波动对跨国公司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例如，如果1995年以在欧盟销售一辆汽车为基础创建一个汽车业务案例，5年后美元对欧元的汇率从1.3欧元跌至0.866欧元。在这方面，了解每年的外汇影响和选举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1995年至2019年11月，欧元、英镑、澳元、加元、人民币、新西兰元等货币在总统选举年的平均汇价中，美元汇价最差。对于一些货币来说，差异非常明显：在非选举年，美元可以比选举年多购买3.4%的欧元和英镑。

金钱的相对价值会影响全球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当然，一些货币兑美元的平均最佳年份是在总统选举后的那一年，但平均而言，这一差异通常可以忽略不计，比如印度卢比在非选举年减少了1.3%，港币减少了0.1%。例外的是日元，它在选举年表现最好，因此在其他年份，美元对日元的平均购买力减少了7.2%。

可能的影响：不同，取决于公司

总而言之，无论获胜者是谁，选举都不可能带来一剂阶梯式的灵丹妙药。世界肯定会以某种方式改变，而且，按照许多人的希望，有希望朝着某些改善的方向改变。